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日本学者已经弃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仍有少数不同声音。白鸟库吉的传人、东大教授、东洋文库的理事长榎一雄就坚持使用支那一词。他甚至在1983年出版的《欧罗巴与亚细亚》一书中还提供了所谓坚持用支那代替中国一词的理由：中国只是中国人用来称呼他们自己国家的词，外国人不需要附和使用；支那一词在明治维新以前已经在日本生根，早在9世纪空海大师从中国携回的佛经中已经出现，而且明治维新以后支那成为比清国含义更广的名词；中国一词暗示了中心性，代表了一种以中国为中心、视中国文化更古老更文明的文化沙文主义态度；日本使用中国的方块汉字，所以必须区别中国和支那两个词。他坚持认为支那一词更准确，更中性，以China的形式为世界各国使用，而且明治以后在日本广为人知。换言之，他认为汉字中国一词在日本历史上使用是因为当时日本很弱，现在日本已经是现代国家，不必再使用中国一词。但是正如田中所指出，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支那人一词实际成为弱者和牺牲品的代名词。
田中指出，东洋一词虽然不是日本学者发明，但东洋史却是日本学者的创造。东洋史的首席建筑师则是东京帝国大学历史学教授白鸟库吉。田中认为白鸟建立了日本人的新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让日本人重新认识以东洋、西洋划分的世界，而在这一世界中，日本和西洋有着同等的地位，是亚洲最发达的最高级的国家，而在文化、智识与制度结构上超越了中国。白鸟对东洋史的影响除了方法论的客观之外，还在于他把东洋史发展成跨学科研究领域，综合了现代比较语言学、民族学、神话学。田中进一步指出了日本大正年间的关键性历史发展，通过重新谈判修改不平等条约，取得和西方列强同等的地位，通过日清战争取得东亚的霸权，通过日俄战争取得世界强权的地位。这些历史事件是日本学者重新解释历史的背景。因为日本学者开始以所谓科学的先进的方法研究所谓东洋特别是支那，他们甚至认为他们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历史。比如京都帝大教授内藤湖南在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中国学生运动之后谴责中国青年对于历史和时局的无知，他认为他知道何事对中国最好，而中国学生不知。他们对于自己东洋知识的优越感体现在这种现实处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