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难想象“五四”时期那种敢作敢为，开放豁达的精神。为了求得民族的复兴与解放，如何义无反顾地走向断头台——李大钊就是这么做的，在这之前，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谭嗣同、秋瑾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也是这么做的。“我自横刀向天笑”，他们体现出了何等一种冲天的历史主动精神。
现在，没有人不承认，作为东方的文化，是在我国绵延达三千多年之久的一种相当稳定的文化形态，纵然经外来文化的多次冲击，总是最后又“依然故我”，如同我国古代沿袭下来的玩具不倒翁一样，它的重心太下，太沉了。所谓“主静”，则正是这种“稳态”的表现。也就在这种文化里，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历史观，一种形而上学的、缺乏进取精神的历史观。天人关系，便是中国的自然哲学——历史哲学的核心论题。所谓历史学发达，也就是这么回事：把“天人”与“古今”融合在一起，“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它没有看到，人类社会作为“第二自然”，决不与“第一自然”的发展成正比例。当人获得作为人的本质时，本身就是对“第一自然”的反叛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