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的某些事情，不是仍旧走不出这种文化现象的阴影吗？
1940年的秋天，我二舅心事重重地去了保州市内的北方战区指挥部。
十五里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二舅到达保州城时，保州城里已经拥满了军人。保州市政府门前岗哨林立，如临大敌。十几辆美国吉普车先后驶来，停在了灯光雪亮的门前空场上。
93军军长许景祥，56军军长黄召涛和刚刚提升为副军长的郭克武，78军军长古建勋和副军长焦难先，北方战区副长官兼53军军长史坚如，以及各军参谋长鱼贯走进一间由教室改成的临时会议室。中国北方第五战区彭长官在此召开军事会议。
会议室里临时拉起了一排电灯，亮如白昼。窗户用黑色窗帘严严实实地遮住，正面墙上挂着一张用牛皮缝制的宽大的军事地图。上边密密麻麻标满了红蓝黄三色箭头。
白胖白胖的彭其森长官缓缓走进会议室，他身后跟着一身戎装的副长官史坚如。史坚如冷冷地在会场上扫视了一眼，目光在二舅身上停留了一下，二舅硬硬的目光迎上去，史坚如目光一软，就避开了，他把目光落在了坐在我二舅身旁的78军参谋长谭家轩身上。二人点头示意。
坐在焦难先身旁的56军副军长郭克武笑道：“今天史副长官好威武啊。”
史坚如毫无表情地看了郭克武一眼，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