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8]
史学所特有的“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的作用，以及它所具有的“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历史影响，不能不使人们产生一种“言之若是，吁可畏乎”的心理。刘知幾的这一概括，是从史学的历史和现实出发的，因而揭示了“直书”与“曲笔”之对立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在《史通》的《直书》篇和《曲笔》篇所列举的事实中，约略反映出这种对立、斗争的历史和激烈的程度，而北魏崔浩国史案和北齐魏收《魏书》案则是这方面很突出的事件。刘知幾任史官于此多有感受，他根据当时实情，上书监修国史萧至忠等，极言史馆修史之弊有“五不可”，其中三、四条讲到史官“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人之情也，能无畏乎”；“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9]。这反映出武则天统治时期修史工作中直书与曲笔的对立的严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刘知幾都深刻地认识到，“权门”“贵族”对史学的干扰，是造成“实录难求”、曲笔猖獗的重要原因。在刘知幾以后，有韩愈论“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10]，有柳宗元论“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11]，这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以两种不完全相同的态度反映出直书与曲笔之尖锐的对立。唐代《顺宗实录》《宪宗实录》的屡屡改修，证明韩愈所说不诬，也证明柳宗元主张“直道”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