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出在我编的（同时也是作者之一）《韬奋与出版》上。编写这本书，前后也用了一年多时间，我从一个对韬奋几乎一无所知的人成为一个韬奋的崇拜者，就是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受到他那崇高精神影响的结果。韬奋说他办《生活》周刊要力求没有一个错字，我也暗中发狠要使《韬奋与出版》没有一处错误。每次校样出来，我都像初样一样，一句一句地校读，三校又通读之后，我满意地签上“请改正付型”，交工厂去印了。可是，书出来后，翻开前面的《纪念和追悼韬奋先生办法》，有一句“负责计划”竟然变成了“计负责划”，令不明白的读者坠人发昏章第三十节去了。我百思不得其解，这里付型样又没要求改动，怎么会搞成这样呢？后来，又是搞出版的同志告诉我，原来此处空得太多，要抽条空匀，可能是厂里改样师傅在抽条时，不慎带翻了铅字，随后又放了上去，不料“一举手”之间让它们站错了队，而校对等等也因此处无改动而未加注意，于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错误就铸成了。尽管此书其他地方尚未发现错误，别人也安慰我说能够如此“已经难能可贵”，但我心里总不能释然，好长一段时间耿耿于怀，觉得愧对韬奋。